无趣的文学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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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趣的文学时代

提要每天盯着网络生活的人们,只是在“消费”着文学界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以娱乐自身。文学已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大众娱乐项目。各种泛滥成灾的低劣作品的“研讨”会,也进一步促使文学走向娱乐与无趣。前不久,南帆先生在深圳大学作了一次演讲。他从“文学生活”这一角度来描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真相:关注文学的消息已经广泛地演变成了媒体事件。也就是说,媒体只关注文学界发生的事件,并不关注文学本身。更主要的是,每天盯着报纸、网络生活的人们,也同样只是在“消费”着文学界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以娱乐自身。文学已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大众娱乐项目。各种泛滥成灾的低劣作品研讨会,也进一步促使文学走向娱乐与无趣。当然,娱乐大众本身既是文学的一项功能,也是文学创作本身的一项题中之义。但是,如果我们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只是为了制造一些文学事件,以博得媒体的拥趸者无厘头的一笑,而无法在思维方式、价值观和情感态度等方面给人们以启迪或触动;那么,这种文学的边缘化就是宿命的自戕,当代文学生活的无趣化也就是其当然的命运了。文学本来就是每个个体面对人生时,力图超越世俗生存、追求诗意人生的幻想。无论是创作者还是阅读者,每一个过“文学生活”的人,都应该在这种每个个体的真性情的幻想制造与兴味分享中,汲取人生的乐趣与应对现实生存的智慧。这样的“文学生活”才是有意味的生活,因为文学的趣味只能来源于对人生咀嚼的趣味本身。为了呼应南帆先生的这种批评,我急就了一篇小文《回到文学思维的元点》(后简称《元点》)。目的是要阐明,“文学生活”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精神生活,也是一种情感生活。因此,要过一种有价值、有意义的“文学生活”,无论是我们的文学创作、文学批评还是文学阅读行为,都必须超越现实物质生存中所遵循的一般的理性思维方式及其附属的价值观念,建立属于自我的个性化思维方式。只有这样,人们才能在完成自我表达或自我发现的文学生活中获得其现实人生趣味与审美快感。文章刊发后不久,我就收到了以特快专递形式寄来的读者来信。甫一收到来信,心中马上对南帆先生的判断产生了狐疑:谁说当今人们把文学阅读不当回事呢?连我的这种獐头鼠目的理论文章都有非专业人士来认真探讨呢。但展信细读,我发现自己又无意中转入了人们颇感兴趣的“文学事件”中。来信者是一位自称是我国历史上著名文艺理论家刘勰的“五十六代孙”。由于我在《元点》一文中引用《文心雕龙》中的一个观点时,在点出作者刘勰所处的历史朝代时出现了记忆错误,误将“南朝”记成“东晋”,因此,“五十六代孙”来信的指错,倒是促使我进一步查阅了牟世金先生的《刘勰年谱考》和王元化先生的《文心雕龙讲疏》;也使我警醒到,学术文章的严谨性还真来不得半点疏忽。但是,“五十六代孙”的特快专递的急迫之意还不在于此,更不在乎我文章中所表达的学术观点,而在乎的是我在文中点出的刘勰“和尚”的身份。他认为,如果他的祖先是和尚,那么他这“五十六代孙”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而且他似乎还查对过史书,知道刘勰做过昭明太子萧统的“通事舍人”(管理奏章的人)。“舍人”这个官衔才是能令“五十六代孙”感受到祖宗荣耀的称号。因此,他对我引证其祖宗的观点是引以为骄傲的,但对其祖宗的身份说“和尚”而不说“舍人”是不高兴的,甚至是愤怒的。我之所以指出刘勰“和尚”的身份而没有说出“舍人”的身份,是由于我想简捷而通俗地传递出刘勰的文学思想受到了佛家思维的影响。况且,牟世金先生对自己的考证很自信,他说,刘勰于“521年落发自誓,弃官为僧,改法名慧地”,出家地点为京师(今南京)定林寺。刘勰的“舍人”身份是否能给“五十六代孙”带来荣耀呢?据《隋书•百官志上》载梁代官制,“东宫通事舍人”虽其位清要,但官品却很低,是“十八班”官制中最低的一班。刘勰自己也觉得“舍人”职位难展其定国之才,才落发为僧的。王元化先生也考定刘勰属于当时的庶族。至于刘勰是否婚配生子,《梁书•刘勰传》也只有寥寥数语记载:“勰早孤,笃志好学,家贫不婚娶,依沙门僧祐。”当然,一个能确定自己是刘勰的“五十六代孙”的人,相信应该是以家谱为依据的,那么刘勰应该是婚配生子过的。如果“五十六代孙”能贡献出其可信的家谱,杨明照、王元化、牟世金这些有名的学者,就用不着这么皓首穷经地去考证了。刘勰弃官为僧,以文雕龙,为时人(如沈约)及后世无数文人士子所敬仰,故而令一代又一代学者,不惜耗费毕生精力,为其单薄的传记描眉张目。可当他在地底里睡了近1500年之后的今天,他的“五十六代孙”却在以他做“和尚”为耻,以做“舍人”为荣。这是否也折射了当今文学生活当中的一部分精神真相呢?看来,我又不得不服膺南帆先生那敏锐的感觉了。(汤奇云作者系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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